大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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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2-1
ISBN:9787301099346
作者: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页数:198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尧村到北京2008年冬天,在北京郊外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认识了袁飞。他虽然刚刚20岁出头,却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做了5年的钢筋工。袁飞的父亲是尧村邻村一所小学的校长,算得上当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父亲的梦想是让袁飞读书上大学,将来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彻底脱离农村。然而从小生活在尧村的袁飞对城市充满了奇妙的想象,电视机将城市美妙的图景展示在他面前。那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贫困寂寥的尧村,他急切地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一下城市人的生活。终于,初二那年,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出去打工。一脸稚气的袁飞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梦想,来到北京的工地上投奔他的叔叔。从小在尧村长大的袁飞,终于有机会走入这个只在电视和想象中才见识过的“外面的世界”。这是一座超级庞大的现代城市,到处都是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矗立街头,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不息,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高大的电子广告牌上不断变幻的图像,传递着这个社会的时尚潮流……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然而这份精彩并不属于他。初到北京的袁飞甚至还来不及细细打量这个城市,就一头扎进一个位于五环之外的建筑工地。按照城市的开发规划,不久的将来,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也将屹立起一座座漂亮的高楼,也将有大型的超市、广场、街心花园,变得和市区一样繁华。而眼下,它不过是一片荒凉的土地,甚至比尧村还要荒凉。从来到工地上的那一刻,袁飞的心就凉了一大半,他所朝思暮想的城市生活,就像一个泡沫一样,被风轻轻一吹就破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成了一名钢筋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让袁飞真正体验到打工生活的辛酸。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书籍目录

导论:建筑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一章 农村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
从北京到尧村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
中国市场化改革
农村改革
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困境
比较优势论
国家的退出与介入
发展的必然代价?
第二章 地产资本主导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从尧村到北京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资本向空间转移
地产资本的兴起
城市消费主义
欲望的生产与新经济主体的打造
第三章 半无产阶级化与身份政治
半无产阶级化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
身份政治
中国特色的“圈地”
第四章 历史转折下的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
工地上的劳动体制——分包劳动体制
分包体制的根源——生产决定论?
社会主义时代的建筑业与建筑工人
市场化下的分包劳动体制
包工头:分包劳动体制的核心
资本弹性积累与工资拖欠之源
掩盖剩余价值与掩盖劳动关系
第五章 路在何方?——建筑工人的阶级体验和阶级情感
“劳动者创造了宫殿”
主体体验
没有尊严的生活
21世纪的“包身工”
异化体验
社会主义年代的主体感情
今天的主体情感
路在何方?
第六章 阶级的回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摸索
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与资本的对立
工人行动的政治化
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
参考书目
致谢

内容概要

潘毅,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博
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
授,研究方向包括阶级和性别研究。代
表作MadeinChina:Factory Women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ke University
Press)获2005年C.Wright Mills奖,是
首位获得该项社会学大奖的亚洲学者。
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
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佛燕
京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农村发
展、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等,多篇论文发
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
究》、《开放时代》、Ru ral Studies等
学术杂志。
张慧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
究成果曾发表于《开放时代》。

作者简介

《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内容简介:建筑工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最难要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然而为了争取一点血汗钱,他们甚至需要爬上高楼寻求自杀以引起关注。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拉动内需的龙头而备受瞩目,但这种经济增长背后疯狂的资本积累、对建筑从业人员的各种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建筑工,这个民工中规模最大、命运最惨的群体,吸引了作者潘毅教授及其团队的目光。两年来,他们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获得了详细的第一手材料。在《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内,潘毅博士将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透视建筑业农民工阶层形成背后的故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记录当代社会城乡日常生活经验,反思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发展问题,丰富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造21世纪更富人文关怀的新发展观。  ——阮曾嫒琪、王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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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中国大工地英国左派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1780-1832年的四十多年间从“青春到早期成熟”的历程。E·P·汤普森所处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即将迎来全球化,距离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个半世纪,他重新发掘出“工人阶级”的题目,究竟是因为身为劳动人民后代的知识分子“寻根热”使然,对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还是因为汤普森先生对全球化即将带来的新一轮劳动分工浪潮,怀有一种学者的天生敏锐呢?我们没有赶上工业革命,也没赶上六十年代的全球化之初,但“赶早不如赶巧”,我们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赶上了自己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所有西欧国家。然而,在赶上发展速度之时,也赶上了速度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殇:“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为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霓虹闪烁的都市,摩云高耸的大楼,在大雾天里半身之上几乎隐入云端的魔幻都市,与证券交易所一路飘红上扬的曲线一道,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指标。可这每天都在长高的城市,似乎少了些什么。我们不用像E·P·汤普森一样穿越将近两百年,也不用后悔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身先士卒,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工地”上。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在其新作《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一书中,把我们领入了平日里悬挂“施工重地,闲人免进”,打桩声、机械声轰轰隆隆,泥浆黑、粉尘灰飞飞扬扬(其实这些很多都是过去工地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工地现场,走近我们头脑中油污抹面无暇敛容(我们因此对他们或敬而远之,或嫌避之不及)的工人中去,亲眼观察体验一下“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他们必须经历的社会与时代“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汤普森说道,“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中国的工人们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与时代当中,“包产到户”之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产品”,造成“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在这个日益市场化社会中,现金越来越取代传统交换形式(以物易物、换工帮助),成为消费的主要媒介;农村生活的人们在生产上并没有下降,但在物质需求上却越来越为“现代化”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因为这些新的需求(新的住房、现代化设施、家用电器等等)无一不依赖现金,而无法再用传统方式获得。一方面,来自农村的人们需要更多能提供现金的渠道,另一方面,亟须经济发展物质指标的大城市,也为这些需求提供了可能。城市在长高,城市在扩张,没有一样离得了体力劳动者,同时,这些源源不绝的大工地都提供现金来交换有偿劳动,而这些有时无法保证的现金便成了农民工与投资者无法调和的矛盾之源。除了无法保证的现金,建筑者与他们建造的成果也有了深刻的疏离。“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城市扩张或长高的速度过于迅速,有时甚至等不及来自农村的人们走入城市,新修的柏油公路便将硕大的广告牌送到了他们的地头,把城市塞到了他们的身边。当他们还不习惯城市的时候,便已不得不面对“周围人眼里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可这依然是他们自身需要经历的“社会与时代”。既然他们无法选择逃避时代的进程,那么努力尝试适应这种变迁带来的挑战,或许成了最佳方案,尽管这些适应的过程在同时代的善良人们眼中、多了几分心酸、多了一些残酷。他们不是永恒的失败者两百年后的英国工人研究者,或许会把十九世纪之初的英国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而另一些则将他们视为“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但汤普森却理性地告诉我们,研究者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城市的迅猛发展送来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模板,但我们很难说清参与城市建设的工人们究竟愿不愿意加入这场无法逃避的历程———他们是“被现代化”了吗?答案还不确定,可能时间是最好的实证研究者。不过在检验这些之前,工人对现金回报的需求,和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不规范发生了根本的矛盾。“2005年初,包工头老李带着几十号工人到北京的一处别墅工地上追讨工钱。2004年他带着五六十号工人分包了七栋别墅的主体工程的劳务工作,工钱一共10万块钱。按照当初的协议,老李作为包工头要先垫付工人的生活费,等工程完工之后再结清工程款。但是直到工程验收结束,工钱一直都没有发放。”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讨薪故事,像所有的同类故事一样,这是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一场斗争,但这却不是一个关于“黑心”包工头的刻板印象。“包工头本人也经常被建筑公司拖欠工程款。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并不在于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垫付工资。”敏锐的作者没有陷入“欠薪/讨薪”的困境,而是把问题延伸到分包劳动体制下的资本积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资本通过下放责任、卷入资本、消减抗争势力等方式对分包劳动制加以利用,既实现了灵活积累,也将劳动关系遮蔽在人际关系之中”。换言之,包工头本身成为资本转移风险的替罪羊,怪不得,在工人们拿出记工本和陈年的白条诉说时,“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欠工程款的心酸经历”。“大工地”上的人们还有很多辛酸,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件,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当然,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笼统的资本主义,归咎于不完善的体制,抨击分包劳动体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我们或许应该问问工人们,他们又从大工地上获得了哪些体验、哪些积累,因为,是他们与我们一同在建设这个有待建设的社会。半个世纪前的汤普森或许是对的,“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作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五十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他们留给我们的,除了那些高耸的写字楼、富丽堂皇的购物广场,还有一面文化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制度与价值上并不完善的一面,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延伸是异化,还是阵痛?1932年,茅盾写成了后来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中的第一篇,《春蚕》。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环太湖流域南部的浙江嘉兴由于蚕丝业萧条所引起的农村破产,传统手工业者在席卷中国的资本主义面前陷入了种种变迁之苦。1935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农村传统经济与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农民们,被新兴的城市轻工业所吸引,等待他/她们的却不是丰裕的城市生活,而是纱厂中日日几乎失去自由的辛苦劳作。1938年,人类学家费孝通以《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后来中外驰名的《江村经济》)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翌年出版。这位来自环太湖流域东部江苏吴江的学者在书中专辟第十二章“蚕丝业”,他虽然深刻体会到“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但他也同样看到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已经作了各种尝试来控制这个变化,以减轻或消灭其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早在1920年代,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等一批知识妇女看到传统蚕丝业的萎缩,就开始兴 办 蚕 业 学 校 ,开 设“ 蚕 业 指 导所”,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力图帮助传统工业走出困境。正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努力,让人类学家看到了变迁的力量,社会变革在短时期内的阵痛,不会磨灭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恍如一个轮回,今日的中国又走在了经济变革之际,资本的涌入比上个世纪来得更加汹涌,激起的惊涛骇浪也更加猛烈。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并没有迅速跟上,反而在前进的路程中,渐渐与领头者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人们没有如期成为“共富者”,却成了“工厂流水线”上他人富饶的提供者。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文学家茅盾或夏衍眼中“异化”的世界,还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眼中变迁的阵痛?近年来多位关心当下,关心民生,富有良知的海内外作者,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劳工身上。我们无法绕开的自然是以《中国女工》、《失语者的呼声》、《大工地》、《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声名鹊起的潘毅教授。在工地上、工棚中,与女工共同生活的参与观察,让她面对种种糟糕的住房条件、苛刻的罚款条例、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用工安全和劳动培训的不足,工人们在城市高楼背景下的“消失”,以及项目投资方对男/女工人在薪酬、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苛刻待遇,体现了学者的良知。在《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一书中,她直视了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最大电子代工厂的繁荣之殇。泰勒制的发明者是为了提高生产销率,但没有想到一个代工企业能将这种“人的碎片化”发挥到极致,“用工、宿舍、生产”周而复始,流水线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说福特制的发明体现了新教企业家人性的一面,那么他的中国继承人,却完全将工人变成了机械的一部分,当人的主体性彻底被工具化取代,人们唯一有自主权的,或许就只有结束这一切的权力了。潘毅并不是感受到发展之痛的唯一一人,《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Factory Girl: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的作者张彤禾怀着和前者一样的善良,记录了尚未成年、便被资本的力量吸引到新兴企业中来的年轻女孩。她们是中国1 .3亿外出打工者之一,与十多个姑娘共同分享狭小的工厂宿舍;她们面对工厂的剥削,为城市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自己却连这个栖身城市的全貌也没有看过。同时,故乡的家庭仍等待着她们源源不断的汇款。善良的观察者为工人的不幸感到更大的不幸,然而,是包工头、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更应该背负这道义的原罪呢?或者是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也许研究者们应该换个角度,跳出“发展受害者”的角色,看待这个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者项飙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带给我们南印度的技术白领。再一次,跨国资本主义将印度农民,变成了现代“码工”,他们编写的应用程序代码被安装到了中国流水线上生产的电子产品中了么?我们并不清楚。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同一条资本流水线上的另一群技术工人———等着前往欧、美换来一份能带来妻子和姊妹巨额嫁妆的工作。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蓝佩嘉笔下的《跨国灰姑娘》身上,这群来自东南亚跨国劳工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张彤禾的丈夫、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驾着租来的汽车,走在越来越平整的道路上。他在中国的十多年经历中见证建筑工地喧闹声的同时,也看到“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值得思考的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个“个体仅凭着意志力能走多远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用他对巴西渔村四十年的观察写成了《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与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面前的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利用、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农村劳动力如何通过工厂工作获得教育机会,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一切都似曾相识。巴西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为我们带来的一块“他山之石”。今天的我们不必太早下结论,是茅盾还是费孝通更加正确,但相信理性主义的智慧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终能帮助身处变迁之潮中的每一分子随机应变(而非格格不入),将自己与世界的潮流融为一体。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5-06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4c1/52ccfc.html
  •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实在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本读物。本来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是在多大做博士的王老板来访的时候送的。一个下午就翻完后,有两个感觉:第一,卖的有点贵,两百来页,卖20多块钱有点坑。第二: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阶级分析的归来!那么在本书应用阶级分析进行研究的内容中,有两个巨大的亮点,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第一,重拾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手段,在两个层面上鼓励了未来的类似研究:1,阶级分析本身所被弱化和片面化的趋势可以被遏制一点点。2,其深度和广度也可以被同样推广到对于性别,性经验,社会实践,叛逆,等等话题上去。仔细说,非常具有价值的,就是其中提到如何应用阶级分析对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这个研究摒弃了幼稚和肤浅的观察性分析,对简单的言语反馈研究和数据统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深层次能调动学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探讨和研究,寻找阶级革命的窗口。但是这本书也交代了困难的地方: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如何才能有阶级自觉和阶级革命同志友谊?这个问题,似乎困扰了很多人,包括新马学派的诸多研究者。但是也不能就因此简单的把这个答案交个葛兰西:所谓Hegemony的控制和谈判。这样,革命就会显得更加无望。另外,结合本书所提,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事实上还是没有割裂自己与农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他们需要一种农民的身份政治来满足自己与土地的地缘关系的维持。进阶,他们又会被资本作以最大化剥削。榨取最大剩余价值。从而更加离革命遥远。这一点上来看,这本书还是有悲观基调的。第二个亮点:半无产阶级化和半商品化劳动力这个亮点着实让人对国内的社会研究刮目相看。久久也看不到类似有深度和挑战性的理论贡献了。这一点,虽然说并不是充满新意,但是结合建筑工人的生存现状,对资本家和国家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斥责和不满!看完之后让人义愤填膺。好吧,回归正题。半无产阶级化这个归类虽然某种意义上忽略了很多他们自己做的田野反馈,但是从理论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有贡献的:其一:解释了建筑工人被不断最大化剥削背后的社会可能性。其二:告知人们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所以能实施于建筑工人身上的结构基础。让进阶研究变得有可能和有立足点。这个半商品化的劳动力的承载者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从实践角度说,这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切入口,所以我说是窗口。如何在这个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更大的调动被剥削者的阶级自觉和意识,成为了下一步革命的重心。当然,回到毛主义的研究当中去:阶级革命其实更多时候需要组织者,先进的工人团体的领导。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哪里去找先进的工人领导呢?我虽然在不断夸大这本书对于阶级革命的作用,但是,事实上,这本书还是在某些地方趋于学术性,并非口号性的。好吧。强加与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但是不难看出,这本书,在对于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重新拾起阶级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     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更不等同于社会的和谐。《大工地》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的阴暗面:这种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劳动力的剥夺之上的。~~~~~~~~~~~~~~~~~~~~~~~~~~~~~~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5689.8亿元迅速地增长到471564亿元;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三年间,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膨胀了将近八十三倍。具体到各项经济参数来说,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变为35.2亿吨,汽车产量从14.91万辆变为1841.6万辆,发电量从2565.5亿度变为47000.7亿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从355亿元人民币变成36421亿美元;197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只有644元,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这种历史罕见的现象让许多经济学者感到吃惊,他们将其称为“中国奇迹”(China’s Miracle),并为之感到由衷地震惊和佩服。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经济数据的提高却未必能够和真正的社会进步划上等号,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用翔实而生动的资料向读者表明,隐藏在上述数字背后的,原来是无数底层人民的血泪和汗水。《大工地》其实就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在两年前出版的《大工地上:中国农民之歌》,这次似乎只是改了个书名,其他内容一概如旧。该书的第一作者潘毅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早些年以研究珠三角的女工闻名,曾获得社会学领域声誉卓著的米尔斯奖。这部著作是她与卢晖临、张慧鹏合作研究的成果,研究对象是北京的建筑工人。这本薄薄的小书共有六章,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指出建筑工人阶级产生的客观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第三章到第五章描绘建筑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第六章讲述建筑工人阶级的反应和表现。潘毅等人认为,建筑工人阶级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来施行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们回顾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历程,正确地指出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市场化改革之后,农民可以自由劳动,自由选择到城市打工,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但他们却没有到城市永久居住的合法身份,随时面临被收容遣返的危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人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从1994年到2006年,十多年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10元增长到640元,仅仅增长了400多块钱,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增长极为有限。极低的工资标准让工人们不得不拼命加班从而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也让他们不得不忍受血汗工厂和血汗工地上各种非人的待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38-39页)问题在于,为数众多的农民何以愿意接受这种残酷的、非人的剥削呢?假如他们留在农村从事农耕,温饱无论如何会有保障,而且不用像到城市打工那么辛苦,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生身之地,到陌生的城市去谋求发展呢?在《大工地》的三位作者看来,关键是城市消费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起。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观是反拜金主义的;当时被官方和民间视为榜样和偶像的是大庆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解放军战士雷锋、共产党干部焦裕禄、救火学生赖宁等。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官方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减弱,再加上有影响的大众传媒基本上由诸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新一代媒体人把持,原来这些榜样逐渐遭到遗忘甚至解构,拜金主义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风气,被捧为人生赢家的是诸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这样的富豪,或者威尔•史密斯、成龙这样的娱乐明星。其实盖茨、李嘉诚等人完全有资格成为大众的榜样,但问题在于,媒体渲染和大众向往的,并不是他们的天才和勤奋,而是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在这种庸俗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作为现代生活方式和财富的集中地,“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代表着先进,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在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农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怎么样,说明了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日子的好坏要参照城市的标准。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激发起人们的欲望,把农村一代又一代新生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第57-58页。)可惜在城市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国家制度和城市居民的双重歧视。也许城乡双轨制的始作俑者原本并没有恶意,但这种制度在客观上实实在在地伤害了数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大工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概括:“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第71-76页)而雪上加霜的是,尽管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以财富的多寡衡量人生价值高低的当下,这些贫苦的农民工遇到了来自城市居民的总体性歧视。“在城市人的日常语汇中,‘农民工’往往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文明等等的同义词。农民工的身份对于建筑工人的个人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让他背上沉重的污名,彻底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第78页)在《大工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潘毅等人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北京建筑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截至2008年,中国的建筑工人将近四千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四千万人几乎都处在分包劳动体制的囊括之内。所谓的分包劳动体制,就是资方和劳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加入了几个中间层,形成“开发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带工—建筑工人”的组织架构。分包可以称得上是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最邪恶的劳动体制,《大工地》很好地总结了资方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1、“将管理日常生产和保障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逐级下放,转嫁生产过程中的风险”;2、“避免了单个公司和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3、“掩盖剩余价值和掩盖劳动关系”(第109-114页)。处于这样的劳动关系下,这些建筑工人的惨状可想而知,他们过着的是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住棚屋、吃得很差、经常被欠薪的生活,三位作者不无愤慨地将其称为“21世纪的‘包身工’”(第132页)。在第六章,也就是全书的终结篇,三位作者分析了这些建筑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展望了这个阶级的未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普遍性的欺诈和压迫促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但由于遭到分包劳动体制的割裂,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把自己当成悲惨的孤立个体,尚未觉悟到他们的阶级性。绝大多数建筑工人受过的教育不多,而当今绝大多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又热衷于在微博上充当口惠实不至的意见领袖,部分人甚至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建筑工人有着居高临下的鄙夷,“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自外部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所以他们尚未发现联合的力量,“阶级形成尚处在一个初生的阶段中”(第189页)。如上所述,《大工地》基本上讲清了建筑工人阶级的起源和现状,尽管它的叙事手法显得有些幼稚,部分观点的论证过程也失之于粗疏,但总体而言算得上是一部良好的社会学著作。倘使我们抛开学术上的涵养,单从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来看的话,它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因为普通读者在面临下面这个问题时可能会感到很困惑:既然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增长,诸多民生问题何以会层出不穷,而各种社会冲突又何以会此起彼伏?以“民工维权”为关键词到百度新闻频道上检索,我们能找到的相关新闻多达五万七千两百篇;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民工维权事件,其中影响重大的有潮州古巷、广州增城、温州瑞安等地的骚乱,无不起因于劳资纠纷。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更不等同于社会的和谐。《大工地》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的阴暗面:这种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劳动力的剥夺之上的。“中国奇迹”实质上是城市的高速发展,这可以从许多经济指标看出来,比如说,从1978年到2011年,粮食产量从30475万吨增长到57121万吨,增幅约为87.4%;棉花从216.7万吨增长到660万吨,增幅约为三倍;相形之下,钢材从2208万吨增长为88258万吨,增幅约为四十倍;化纤从28.46万吨增长到3390万吨,增幅约为一百二十倍。而中国城市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三十余年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以低廉得近乎盘剥的代价利用了农村的资源。《大工地》非常清楚地指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剥削:数以千万计的建筑工人在城市贡献了他们的劳动力和青春,但城市却没有回馈给他们各种城市工人享有的合理报酬,比如养老金、医保金、住房公积金等等。如果没有农民工做出的这些巨大牺牲,我们很难想象京、沪、穗、深等城市能有如今的面貌。而与繁荣的城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前农村各种衰败的景象:耕地的抛荒、治安的恶化、教育的倒退、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引起的社会问题等等。《大工地》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以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三十余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在这种增长逐渐放慢、开始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迹象时,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客观认识去反省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如潘毅等人在书中归纳的,主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问题在于,这种片面提倡效率优先的经济政策有其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是不计后果地将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再将城市资源向少数组织和阶层集中,以此来创造短时间内的迅猛发展。尽管就经济层面而言,这种政策导向已经成功地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全球次席,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城乡的发展落差却越来越大,乃至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很强的反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些年频频发生的民工荒现象。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甘愿遭受残酷剥削的供应,而当惯了奴隶主的资方一时不舍得增加合理的薪酬支出,于是曾经让农民工趋之若鹜的岗位如今变得无人问津,这就是所谓民工荒的本质。这种劳动力价格向正常水平靠近的趋势对那些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中小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所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近几年兴起了一股工厂倒闭潮,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迹象,但是靠货币超发还勉强维系着一个体面的速度。所幸的是,当局似乎也已察觉到在经济奇迹的外衣下面生长着的这些社会疥疮,最近数年出台不少旨在缩小城乡差异、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但正如潘毅等人在《大工地》中指出的,这些疥疮的病根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只有废除户籍属地管理的制度,实行城乡工人同等待遇的政策,诸多经济学家口中的“中国经济奇迹”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并最终转变为真正的奇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只是一场序曲,预示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分化的登场。

精彩短评 (总计55条)

  •     很好!快递太慢!
  •     一個好的研究,既包括史實與現實的全面梳理,也包括方法論的創新。這兩方面作者都做得很好。階級分析方法雖然老舊,但在當下中國卻的確處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外,重新拾起能更清晰地看到很多問題。
  •     我终于还是读完了这本,其实每一章都有零星亮点,很有启发,我对马克思不来电,读这书还是带来了一些领悟的春风吧。书不厚,但可以更薄。
  •     舍友看的这本书,她们说挺好的,应该不难懂。。。
  •     一部很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强势话语之下掩盖的种种问题。最后指出了抗争政治才是建筑工人维护其权益的一条可行之路。其中散落的社会学之思,更是需要我们细细体会的。全球化、阶级矛盾、层层外包,乡缘关系与劳资关系,种种交织呈现出一种残忍的图景。建筑工人与妇女的权益史,恰恰是一部斗争史、运动史。
  •     两位老师其实只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国家”机器本身已经成为了具有自我利益、与资本勾结的超级企业了。如果新自由主义是福利资本主义内生因素所导致的,那么中国这种更坏的情况是不是之前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内生的呢?
  •     三星半。重复的内容略多。
  •     很薄的小册子,却很有力
  •     不知你们迷老潘什么?
  •     潘老师讲到这本书时说她是写给“农民工”看的,她的目的就在于让她的研究对象能看懂她的研究内容。现在回想,发觉这是一种回应研究伦理争论的有益尝试,我们基于不平等关系下的(尤其是质性)研究,如何跨越某种“被言说”,如何沟通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其实伦理问题,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无解,只能在“强”与“弱”之间徘徊,所以可能潘老师的这种尝试是在“强研究平等“上走了更进一步。
  •     虽然对劳工研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潘毅的书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啊,同《中国女工》一样,凸显的是全球资本-国家缺位的双重压迫,并且着力于身份政治的构建。
  •     读完后决定放弃申请他们的劳工问题讲习班,我还是倾向于以阶层而不是阶级的角度看待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     2017.3.23今天刚读玩,通过校际流通从北大借来的。卢老师的农村社会学听不了了,这本书看一下先。听另一个卢云峰老师说潘毅老师学问好,回头了解一下。看完这本书真是义愤填膺啊,我当年还是太naive
  •     更喜欢中国女工那一本啊...
  •     contingent labor和半无产阶级化。空间政治,多级分包,不签合同,计时计量,窝工
  •     好看死了。很受教。有很多问题,还要读很多书
  •     谨以此书献给4000万中国建筑工人。
  •     不是很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潘毅。这本书里的干货一篇论文就能讲完(对包工制度的描述),其他的要么就是空泛地批评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要么就是新闻报道式地讲述了“你们知道建筑工人多惨吗?”
  •     : D422.7/3102
  •     他很喜欢潘毅老师的书,也希望她能喜欢我
  •     看过潘毅的几本书,都很不错,人类学的方法很独到
  •     这本的表现非常不好啊。
  •     强行嵌入阶级分析显得牵强附会,让人觉得好笑且感情渗入太深,如果不是学术研究倒也无妨。不过,还是值得翻翻
  •     解释中国的现实,不仅仅是虚无的民主与自由
  •     三星给分析,感情太充沛了减两星。
  •     稍失克制。开篇第一章太占篇幅。只有一篇学术论文的范。三星半。
  •     按照潘毅自己的讲法,她要从“微观”回到“宏观”上来,当然,本书的研究对象也不像《中国女工》那样能够身体力行。老板倒是很欣赏她,不知与她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到第一线的研究者是否有关(当然师兄师姐便是想潜入工信部也无门可投),虽然在我印象中,潘毅从来没有在著述中提到薇依,也没有提过卢森堡。薇依的问题域我至今未能清楚地把握,她曾经打消了她最优秀的学生想要效仿她进工厂做工的念头,我(至少现在)应该同样不会通过她的审核——虽然薇依进雷诺那年也不过25岁。目前能做的,是“在期待之中”作好准备(就像老板做访谈时,被访者往往为其之于专业领域的理解深度所惊叹,轮到我们震撼的则是之于各行业的广度)。更深刻的地方在于,薇依的实践并非只是作为问题之回复而存在,而有着比问题本身更为本质或本体的可能。
  •     社会学的社会价值
  •     通篇都在攻击新自由主义,却很少涉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文献
  •     潘老师的书将福柯的微权力视角,阶级、主体体验描写得很形象,国家、市场、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分析很有启发性。但大概因为话语直指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女工到近年来才出现在大陆土地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很不错的一本书,对研究建筑业农民工具有启示意义。
  •     曾经是一看就头痛的一个方向 所以看完了并且有点懂了是个进步,给自己个赞 XD
  •     为什么我感觉没啥实质性的东西。。。
  •     很不错的书,又推荐给别人看了。
  •     看完心塞塞,对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地产资本启发蛮大,最后重拾阶级分析这个是有点左派的感觉,暂不予置评。
  •      “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再生产、身份政治、资本弹性积累、剩余价值、主体体验与异化体验、阶级形成……”对于当下而言,上述词汇不免有些过时,似乎随时会将我们带回建国后跌宕起伏的阶级斗争之中。“忘却阶级斗争、拥抱消费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主旋律。 然而,本书将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通过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当然结合了恩格斯和汤普森的相关研究),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将中国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     金融危机之后的现状还是这样吗?应该有所改变了吧
  •     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定性之作!
  •     说起来明知道是一边倒的结论,还是把自己看得越来越左。
  •     言辞间少些克制
  •     让我们近距离理解这个最具代表的‘无产阶级’
  •     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民工,挺发人深思的
  •     读得晚,所以主要观点都是知道的,让我惊讶的是几个数字:四亿农民工、四千万建筑工人,还有最近室友告诉我的: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
  •     着手此类研究,无论书是否有些许片面或者太过肯定,但要对中国这整个社会描写各地区各点面,完全细致也不容易。此类书逐渐出现,跟着时代,让更多人看到和思考各阶层,这是好的一面。
  •     每天看到校园里的建筑民工、清洁工、保安,都不可能熟视无睹,世界是倾斜的,但是总有一种力量要去校正这种倾斜。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第一世界西方的资本制度为何没有崩盘?一种解释为:通过全球化,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从而加剧了第三世界阶级对立意识。11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今年最后一部闲书。
  •     看到后面有些案例重复,对于现象的描述很多,提炼稍显不足。
  •     感觉全书章节安排有点不科学啊,好多重复的东西。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简单归结为“为了养家糊口”会不会不太负责任啊,不过作者的重点不在这儿,可以理解。
  •     建筑工人可没少赚,虽然很辛苦——不合理的工作制度与工作关系未必是低工资+高强度劳动。只展现“不合理”,却规避(或删掉)产生“不合理”的因素,结论势必是“让我们大家抱头痛哭吧”。潘毅这么多年来一点进步都没有,瞧瞧人李静君!
  •     偏左,编校不精。
  •     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对“农民工”的常识:薪水低,待遇差,包工头恶劣,大老板更恶劣,讨薪难;可作为研究者,至少应该比一篇有正义感的报纸报道,提供更多一些知识(而非常识)层面上的东西,虽然,良知毫无疑问是学术的底限。
  •     农村改革的不够成功与城市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的驱动使得农民投身于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受到双重限制(户籍制度限制+城市生活成本),处于双重从属与双重异化的状态中(国家体制以农民工身份降低劳动价值,回避再生产过程;资本进一步利用和剥削),终于“半无产阶级化”和半商品化。在这一过程中,分包劳动体制成为具体的操作手段,利用乡缘关系和保留原有社会关系,法定劳动关系被遮蔽,资金的压力被层层向下转嫁,形成普遍的工资拖欠,而拖欠的工资成为上层开发商新的资本积累和融资途径。在艰苦的劳动环境中,在原有社会关系和法定劳务关系相错杂的条件下,阶级性从防御性斗争中逐渐萌芽,并有局部成功,虽然有巨大阻碍和局限性,但是新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已经不可回避。本书用阶级分析的手法审视中国当今的建筑工人问题,劳资过程分析细致。
  •     很好的书,客观,有较强可读性
  •     比起潘老师第一部书,这部书专业性、流畅性、趣味性都强了很多。
  •     故事讲的不错
  •     好多同学都读得这本书,都说不错,反映现实
  •     很受启发,既有激情又不乏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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