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佛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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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画报
出版日期:2008-1
ISBN:9787807135777
作者:韩养民,唐群
页数:239页

章节摘录

插图:皇宫,自古以来就是太阳底下故事最多的地方。佛教自传人中土后,首先和皇宫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佛教似乎成了皇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抹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石勒、石虎父子与佛图澄结缘就是典型一例。(一)乱世国君--石勒、石虎在两晋之际,汉人纷纷南下,北方中原与巴蜀地区,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治集团和西晋的残余势力,经过长期的混战,相继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中原成了“五胡”轮流出场的战乱舞台,史称“五胡十六国”。当此之时,一些西域高僧,也随之进人中土,开拓了传教的新局面。那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尽管四分五裂,混战不已,但有一共性,各政治集团大都扶植佛教,后赵石勒(274-333)父子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荣德重用僧朗。这些名僧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使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佛典翻译、教义的研究以及佛教信仰的普及,都较汉魏时代有较大发展,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教。十六国时国君尊佛者首推石勒。石勒(274-333),字世龙,是上党郡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的羯人,是后赵政权的创立者。石勒父祖虽曾任部落小帅,但家贫,自幼为人佣耕,不识文字,当过小贩。二十多岁时被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捕捉,掠夺至茌平(今山东阿北)为奴。石勒为晋军所迫,召集王阳、郭敖、郭黑略等十八人劫掠为盗,号称“十八骑”。适逢匈奴族刘渊起兵,石勒与牧率汲桑等聚众起事,攻破邺城,杀晋新蔡王司马腾,焚烧宫室,掳掠妇女珍宝无数。后失败投奔刘渊(?-310)为辅汉将军,封平晋王。后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王,建立国号为“汉”,他受命东攻晋、赵、魏等州,攻城掠地,杀晋太尉王衍、王浚等重臣数人,屡立战功。不久,兼并王弥、侯脱等割据势力。石勒在与晋军与其他少数民族割据集团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当刘渊侄刘曜(?-329)建立前赵时,石勒与刘曜断绝君臣关系,于大兴二年(319年11月),称大将军、大单于(胡人最高称谓)、领冀州牧,自封赵王,建立后赵国,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以张宾为大执法,总朝政,史称“后赵”。太和元年(329)灭前赵,占有北方大部分地区。太和三年(331)2月称大赵天王,仍以襄国为都。9月,即皇帝位,以次子石弘为太子,以养子石虎为单于之辅,都督禁军诸军事。石勒建国,礼待士人,军政之暇,喜听人读《汉书》,评论古今帝王善恶。建太学,选士人为师,讲授经史。与此同时,核查户口,劝课农桑。经过长期战乱,东北方较大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给庶民百姓稍事休整、恢复生产的机会。建平四年(333)石勒死,其子石弘即位。石虎专权,自任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专擅朝政,无恶不作。次年,石虎废杀石弘,称居摄赵天王,改元建武。建武二年(335)迁都邺(今河南临漳西南)。石虎(295-349),字季龙,是石勒养子,长期随石勒征战杀伐,性残暴,每次降城陷垒之际,常大量坑杀或活埋降卒和庶民百姓,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石勒,特别是石虎,是以残忍滥杀而著名。例如:永嘉四年(310),石勒攻陷白马(今河南滑县,旧滑县东),坑男女三千余人。永昌元年(322),石虎击败晋将曹疑,疑出降,送襄国杀之,坑其降卒三万。石虎即位后,大兴土木,严刑酷法,滥杀无辜。石氏父子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民众怨愤,内乱不已。正是在这种充满战乱、种族矛盾尖锐、弱肉强食、彼吞此并之时,宣传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之说的宗教--佛教,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出现了劝说屠夫慈悲戒杀、放下屠刀的高僧--佛图澄。(二)佛图澄与石勒、石虎结缘汉魏晋时代,一批又一批异域高僧来华,但尚未形成文化氛围,只有少数贵族在深宫中求长寿,祈福禄,传教活动沉寂无声。到了东晋十六国,许多西域高僧除了精通佛学、医学、天文、数学,大多还具有各种神功异能,使信徒大增,塔庙日多,从而打破了佛教文化沉寂无声的气氛,让佛国的黄旗高高地飘扬在北方上空。在这次活动中,西域大和尚佛图澄功不可没。佛图澄(232-348)西域人,西晋、后赵时高僧。本姓帛(一说天竺人,本姓湿),自幼出家,久住敦煌。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9),已七十九岁高龄的佛图澄,不远万里涉流沙来到洛阳,欲建寺弘扬佛法,小料遇见匈奴攻打洛阳,京城一片混乱,无奈只好潜隐草野以观时局。次年,石勒攻掠豫州诸郡,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北),以滥杀树威,连沙门亦难以幸免。佛图澄见状,决心以佛教感化石勒,便杖策到军门,投奔石勒部将郭黑略,郭黑略与石勒一起聚兵,是屡建战功的“十八骑”之一。他久仰佛图澄,今日相逢,喜出望外,受五戒,执弟子之礼。佛图澄常辟谷,连日不食,又通道术,预言胜负,颇为郭黑略敬重。郭黑略本是一介勇夫,忽然议论军隋,颇有见地,说得头头是道,使石勒心生疑惑,问郭黑略如何能料事如神?郭黑略直言相止.不是在下料事如神,我认识一老僧佛图澄,才智非凡,能念神咒,役使鬼怪,预卜吉凶,知千里之事。他还说将军必得天下。近日所言军事,是他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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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佛的皇帝》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皇帝尊佛,由来已久——隋文帝发愿弘扬佛法,唐肃宗因国难崇佛,元世祖奉喇嘛为帝师,雍正皇帝集法王人王于一身……

书籍目录

佛教东来(代序)一、石勒与佛图澄结缘二、动干戈争夺高僧的皇帝三、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四、发愿弘扬佛法的隋文帝五、称菩萨戒弟子的隋炀帝六、护法仁君唐太宗七、促成译经大业的唐高宗八、女皇身边的和尚九、模范佛教帝王唐中宗一0、礼遇佛僧的唐玄宗一一、因国难崇佛的唐肃宗一二、一度为僧的唐宣宗一三、崇佞佛教的唐懿宗一四、七迎佛骨法门寺一五、促成东西佛教交流的宋太宗一六、从皇帝到高僧的宋恭帝一七、奉喇嘛为帝师的元世祖一八、皇觉寺走出的沙弥皇帝朱元璋一九、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结二0、逃出宫门难觅踪迹的建文二一、前生的确是僧的顺治帝二二、与山结佛缘的康熙皇帝二三、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皇帝二四、与喇嘛结缘的乾隆皇帝二五、慈禧老佛爷

前言

佛教东来(代序)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的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于是人们尊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悉达多王子的活动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他在青年时代,感到婆罗门僧侣权威过高,给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便决心出家,去寻求摆脱人间痛苦的道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获得彻底的觉悟,而成为佛陀(智者或觉悟者)。他倡导众生自由平等,并从此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开始流行。到阿育王时期(前273—前232),佛教开始兴盛并形成为印度的国教。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曾派传教僧侣,分赴世界各地宣扬佛法。北至今土库曼斯坦,南至今日斯里兰卡、缅甸,皆有佛教僧侣的足迹。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精髓,开始向东方世界冲击。它经过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一,众说纷纭,揣测附会者颇多。汤用彤先生对此曾作过详细考订,成绩卓著。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和阗地方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曾被旁遮普极西北角上的坦叉斯罗夷为殖民地。如果此说无误,那么在秦汉之际,佛教僧侣追随殖民官吏、商入,进入塔里木盆地传教,则完全是可能之事。至于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具体年月,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最初传入中土,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后。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本土之人,尚不知有所谓身毒,而对其文化精神的象征——佛教,更是毫无所知。那么,出使西域的张骞,是否知道佛教,《史记》、《汉书》无一字提及,故范晔修《后汉书》时,曾断言张骞不知有佛教之事。(一)文士传诵事实并不尽然。张骞探险西域之时,阿育王传播佛教于中亚,已有百年以上。当他跨入中亚之时,一定会见到印度佛教僧侣。即使在大夏等地,没有接触到佛教僧侣,也应该在塔里木盆地见到佛教的印痕。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尼雅的汉代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一段一段的佛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即张骞通大月氏前后留下的遗物。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理演绎,可以看出,张骞在西域曾经接触过佛教僧侣。只是他的使命,主要是联络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而对佛教之事,没有写在报告中,从而给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令后人疑惑不解。自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外使节、商队来往于这条大道上者,络绎不绝。佛教也随着使者、商队的到来,注入中土。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化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取得吏民的信仰,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并非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教义为一般人所接受。这样,迄昭、宣、元、成四帝约百余年间,到了哀帝时期,当娈童董贤受宠、饥饿之群行筹会聚击鼓号呼的多事之秋,佛教首先引起勇于求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注目。《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此事,虽不载于《汉书》,但首见于《三国志》裴注中。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法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所以这一说比较可信。秦景宪从大月氏外交使节口授《浮屠经》,无论是为了口译还是出于探索,恰好说明佛教在中国传播,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传诵的阶段。(二)贵族信仰佛教经过西汉末年知识分子的传诵,到东汉初,便获得宗室贵族的欢迎。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地区招聚方士、西域沙门,祭神求福,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开布施之端。从此,释迦牟尼进入中国的神坛,浮屠之教成了贵族的信仰。此时,汉明帝也派蔡情等18人为使者,到印度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从大月氏请得印度僧人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两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佛经来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请迦什摩腾和竺法兰讲经,从事佛经的汉译(《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之始。这样在全国形成了洛阳、彭城两个佛教传播中心。汉末桓灵之世政治腐败、社会危机、道德沦丧,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纷纷沉迷于宗教,使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过也应当看到,桓灵之世佛教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因素。当时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一些对东方社会信息尚不灵通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境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热潮。他们陆行者多留居新疆的于阗、鄯善和内地的敦煌、洛阳等地,海浮者多留居交趾等地。这些移民中有异域的使臣、冒险的商贾、外国的贵族和好奇的游客,他们中更多的是对佛教事业虔诚的善男信女,其中姓名卓著者,有安息国太子、精通小乘经典的僧人安世高、精通大乘经典的大月氏沙门支娄迦谶。他们先后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永康元年(167)相继来华,在洛阳翻译佛经。临淮入严浮调在洛阳出家,曾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洛阳人孟福、张莲受佛学于支娄迦谶。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到处宣布教义。传说安世高曾经到过荆州、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把佛教传到中国南部。大批佛教僧侣的东来,佛经的翻译,使佛教也取得了昏君桓帝的信仰。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166),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释迦牟尼的偶像进入了中国皇宫。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到了汉灵帝时,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免除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这是我国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饰、佛徒的供养的开端。据此可知,汉末佛教已深入民间,成为庶民的一种信仰。(三)民间信仰当时信佛的沙门虽不少,但受五戒未出家的居士可能居多。桓帝之世,安玄译《法镜经》,叙佛门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理惑论》也说:“今沙门耽好酒浆,或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治。”牟子所论,虽指海上交通发达、佛教徒聚居较多的交州沙门,但蓄妻子、逐什一之利者,未必尽是异域的教徒。显然,汉代佛教东传,教义不明,教规杂乱,所以笮融在徐州、广陵间造佛寺,曾以酒饭布施。也正因为时人对佛教教义没有十分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浮屠、道教无别。方士有神奇的方术,懂医学,传教士也精通针脉诸术,以方术传教;方士有祠祀之方,浮屠作斋戒祭祀;道言神仙久生,佛言精灵不死。因此汉人把佛教当作道术祠祀之一,作为黄老道的支流,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静无为,“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与黄老道同气。楚王英、桓帝,均并祭老子、浮屠。“善天文阴阳之术”、读道书与浮屠家之言的襄楷上桓帝疏,杂引《老子》、佛经,劝桓帝行正道。都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佛道无多大差异,“于黄老视为君人之术,于浮屠遂以为延诈之方”,可合而为一。加之那时社会上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颇为流行。言称老子出关之后,到达西方创立佛教,教化胡人,老子成了佛教的教主。而这时尚处于苦斗之中的佛教徒,也深知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亦步亦趋向道教靠近,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居于附属地位,开始汉化,用汉人的祭祀方法祀佛,如桓帝便是用中国祭器,以三牲祭浮屠。所以史家称其为“汉地佛教”,即汉文化系统的佛教。抗战时期,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曾出土一陶座,陶座上身部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像,而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陶座为钱树之座,可能象征社神。由此可见,汉末佛教的礼拜与道教的礼拜,甚至和传统的土地崇拜——社祀活动交糅在一起。(四)传播地域汉代佛教传入内地,除洛阳、徐州外,还传布到哪些地方?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谜团。过去因资料贫乏,难以找到打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精心考证,写出《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一节,指出佛教曾流传于丹阳、襄乡、临淮、许昌、会稽、颍川、苍梧、交趾等地,这些看法给人以启迪,发人深思。但是不足之处是,仅限于文献资料。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开展,佛教留下的艺术史迹陆续发现,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所刻的带项光的立佛像;1959年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汉墓中出土的蓝缬棉布上有一上身赤裸、手持鲜花、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的菩萨;1973年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和舍利像;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图;四川乐山麻濠、沛子湾崖墓的坐佛像等。这些佛像证明,至迟在汉末,佛教已在东至海,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内,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至于佛教之最初传入中国的路线,首先由西域的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经陆上的丝绸古道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的。除了这一条路线之外,是否还有一条海上之路呢?过去梁启超先生曾提出,佛教经海上先由南方广州一带传入。对此说法汤用彤、翦伯赞等先生曾提出异议。我们认为,佛教先由陆路进入中土无可怀疑,但佛教东传也有经海道之时。如果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古印度文的佛经,证明佛教首先从西北陆路而来,那么临近海滨的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的新发现,就是佛教来自海上的实物证据之一。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汉书·地理志》中具体叙述了自徐闻等地到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行时间,当然是汉人航行经历的记录。那时汉人用北极星和铜圭表观测天气导航。正因为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泛海船队可能把佛教从东南次大陆沿着南海之滨输送到黄海之滨,从而在孔望山留下佛教艺术史迹,以徐州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在山东滕县、沂南留下了佛教图像。这些史料都有力证明当时的确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佛教输入中土的新线。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东传,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中国边疆,公元一世纪初期从海陆两路进入中土,获得了贵族的信仰;汉末进入民间,成为庶民百姓的宗教信仰之一,但它与道教相比,仍处于附属地位。

作者简介

《尊佛的皇帝》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流畅的文字、精美典雅的图片,将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宋太宗、元世祖、建文帝、雍正帝等二十五位皇帝尊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在位的和尚皇帝梁武帝”“女皇身边的和尚”“七迎佛骨法门寺”“促成东西佛教交流的宋太宗”“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皇帝”等等。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亦产生着深远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取得帝王的支持和信奉,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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